得知李瞻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我内心首先涌现的是沉痛，为失去这位宅心仁厚的长者、知识渊博的学者而感到痛心和惋惜。2022年农历除夕，他与大陆老友方汉奇先生隔海拜年时的神情浮现在眼前，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不觉悲从中来！但是转念一想，李先生能活到98岁高龄，确乃有福之人；又据悉，先生2022年8月28日晚，在台北家中“安详辞世”，没有受很多病痛折磨。我为他健康长寿而高兴，为他“安详辞世”而欣慰！
 

“健康长寿”，“安详辞世”，这两条，我以为是好人好报的最高标准。李先生是好人，他得到了好报！
 

回想李先生对我们华工新闻系的帮助，对我个人的帮助，我又心存感激。滴水涌泉，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先生走了，我们无以为报，只有用教学科研行动报答先生！ 

 

一、李瞻先生对华工新闻系帮助

1993年，中国大陆新闻教育代表团首访台北，出席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召开的“中文传播暨教学国际研讨会”。会上，李瞻先生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甘惜分先生说，大陆缺乏新闻学术书籍；此后，他到大陆讲学和开会，得知情况也确实如此。他从自己亲身，感受到书籍，尤其是专业书籍对在校学生的重要性。于是，凡是有大陆学者赴台，他都有图书赠予，后来又克服重重困难，多方筹集经费，开始成批量、有计划地向大陆新闻系所赠书活动。据统计，截至2003年，李瞻先生为大陆新闻院系共计赠送图书9120册。大陆获赠新闻院系共计赠送31所。第一批17所[ 第一批17所大学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新华社新闻学院、社科院新闻所、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师范学院、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第二批14所[ 第二批14所大学，主要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河北大学、青岛大学、烟台大学、新疆大学、潍坊科技学院、山东建筑工程学院等。]。我们华工新闻系是1997年3月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新华社新闻学院等17所重点大学新闻系为第一批获赠单位，获赠图书400余册。这批台湾来的图书，对打开大陆新闻专业学生的学术视野帮助很大。这一点，现在的学生很难体会得到。
 

我校学校和新闻系的领导对李先生赠书十分重视，专门添置崭新书柜，单独存放，并上锁保管。现在看起来似乎很好笑，不可理解，而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据李先生介绍，这批图书是来之不易的。之所以如是说，固然在李先生亲自筹措经费，亲自挑选图书，监督打包后，亲自托运，这对于一个古稀老人来说，当属不易，但不易的还在后头。当时，大陆开放程度不高，港台书籍被列为违禁品，运到大陆属于非法。李先生托运的书籍运到上海后，被上海海关扣留。李先生指定接收学校，复旦新闻系陈桂兰主任派人到海关取书，海关就是不给。后来还是李先生到国务院找到有关部门说明情况，国务院有关领导发话，海关才准提货。
 

对这样的书籍，一则因“来之不易”，二则因 “不宜广为扩散”，所以，必须“妥善保管”。随着大陆进一步改革开放，李先生赠予图书可以开架借阅，但是，我们还是专架存放，以免丢失，并放上明显标签，已志先生恩德。

 

 

 

当时，华中理工大新闻系在中国大陆新闻教育界还名不见经传，为何令李瞻先生高看一眼、列入第一批图书赠送单位呢？
 

1994年4月开始，华中理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合筹备召开“海外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拟定与会者名单时，李瞻先生当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嘉宾。当李先生受到会议秘书处发的征文通知后，不仅立马回信，表示乐于与会，并且寄来他发表的新作复印件，主要有《报业巨子张季鸾》《中华民国八十年来的新闻教育》《从力行哲学探讨新闻道德与新闻自律》《大众传播与青少年犯罪》《于右任的办报生涯及其影响》《中山思想与新闻政策之研究》等10部著作和论文。

1995年10月12日，第一届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举行。11日报道的当晚，李瞻先生与郭振羽、朱谦、方汉奇、甘惜分、宁树藩、洪一龙、陈韬文、马骥绅、朱传誉、林景汉、潘家庆、刘恒修、黄克芳、林任君、陈国祥、王士谷、王鼎康、朱文英等18位中外著名学者一道出席学校领导主持的晚宴。第二天的大会上，李先生发表了题为《外人华文报刊对清末政治之影响》的学术演讲，并参加了会议秘书处安排的所有活动，对会议给与了很大支持。

李先生参加第一届会以后，又连续两次出席。

大会合影，前片左起第6位是李瞻先生

参加此次会议，李瞻先生对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在回忆文章写道：“该会由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与中国新闻史学会合办，由程世寿、郭振羽与方汉奇三位教授主持。与会代表计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等10个国家与地区的新闻学者98人。本人发表论文为《外人华文报刊对清末政治之影响》。大会于1995年10月12日在华中理工大学开幕，会期为两天。”还特别写道：“会后乘车至湖北荆州，参观荆州古城与荆州博物馆。后赴沙市乘‘白帝号’游轮，逆流而上800公里，经三峡、酆都与小三峡等地到重庆。在重庆停留一天，参观名胜古迹，晚住重庆大饭店。”此时，他正在筹备给大陆有关新闻系赠书的事，会议期间，他当即承诺将华工新闻系列为第一批赠书单位。同时，当他得知华工新闻系没有参加1993年大陆新闻教育访台代表团，他回去后，立即安排程世寿访台。在李瞻先生精心组织下，1996年9月由12位新闻教育工作者组成的第二批代表团成行，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主任程世寿名列其中。
 

李先生对我们举办的海外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很感兴趣，第一次会后，与我保持联系，并连续几次出席我们的会议。
 

2001年8月，第二届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的。李先生在游历西安古都后，届时赶到到中国大西北城市兰州，饶有兴趣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大眾媒介與國家發展》的学术演讲。会后，还随与会者一道沿丝绸之路作文化考察。
 

这次会议，对于我来说，还有一大收获，就是利用会议间隙，再次就中西比较新闻史的几个问题向李先生请教。由于已经我给学生讲授过几轮，体会比1996年要深刻一些，向先生请教的问题也随之深入一些，比如中西新闻事业产生的内动力问题、制约机制问题、发展轨迹问题、理论支撑问题等等。

2003年10月25日第三届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行。李瞻先生欣然与会，向会议提交题为《政大新聞所博士班成立20年之成就》的论文。会后，与代表一道赴泉州參觀泉州博物館與其他名勝，追溯鄭和下南洋“海上絲路之旅”之行蹤。

二、李瞻先生对我的教育

李瞻先生对我个人的学术上的影响和帮助也是颇大的。他的几部主要新闻学著作，我都学习过，尤其是那部洋洋大观的《世界新闻史》和那本《比较新闻学》。检讨起来，李瞻先生对我在学术上的教育和帮助，主要是表现在我做比较新闻史的研究上。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做比较新闻史的研究。1988年10月，我参加了由我系主办的“全国首届新闻新学科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就是《英美中三国报业沿革比较研究》，并向与会的复旦大学徐培汀老师请教比较新闻史研究的前景，达到他的肯定和指点。由此将中西比较新闻史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在研究过程中，我得到李瞻先生1981年出版的《比较新闻学——报业原理与制度之批评研究》，如获至宝，反复研读。李先生“原攻读政治学，并曾经教授政治学、中国宪法、与比较政府课程”，故他在《自序》说，本书之主要目的之一是“用哲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理论，建立新闻学的理论体系”。他研究虽然属于新闻理论研究范畴，但是深深扎根在新闻史的土壤里。我从中不仅学到了许多知识，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得到诸多启示。在经过数年努力后，我对于比较新闻史的研究心得越积越多，并将这些心得撰写10多万字的讲义，从1996年起将研究成果引入课堂，当年为95级硕士研究生开设《中西比教新闻史论》课程，受到学生欢迎。
 

进行中西比较新闻史的研究，需要有足够的中西文化史的知识和史学功底。为了有所提高，我急切希望得到名师指点。正好1996年9月程世寿参加中国大陆第二个新闻教育代表团访问台湾，于是我托他向李瞻学生转交我的“中西比较新闻史论”课程的教授提纲，并致信李先生，请求指教。过了一段时间，李先生回信对我的研究提出中肯建议。李先生的建议主要有两点，一是，提“西方”，过于笼统，欧美几个大国之间的新闻业和新闻学还是有差异的；二是比较须要确定标准，不然就无法进行。话虽不多，但切中肯綮。随后，我照此改进;（1）由于中国新闻学和新闻业多受美国影响，因而，我定义的西方，以美国为主，捎带英国和西欧；（2）由于新闻业属于文化事业，因此，我便以文化现代化程度为比较标准。在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本科到博士的课程，围绕“新闻史”，我开设过9门课程，《中西比教新闻史论》是学生反映学习后收获最大的一门。虽然，我的专著至今没有出版，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在这方面的科研和教学的成绩。这成绩中有李瞻先生的心血。
 

虽然李瞻先生只到过我校一次，但是，他对我校新闻学科的建设和新闻教育的发展，帮助是很大的。我系的师生虽然认识李先生的人不多，与他直接打交道的人更少，但是，李先生的著作和学术思想对我们老师的影响深远流长！

至于我个人，与先生直面成块时间交往主要是第一次、第二次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学术研究会上。后来，先生到大陆参与学术活动，我与他也曾多次谋面，比如1999年11月7—8日，在上海参加复旦新闻学院成立70周年暨全国传播学第六届年会；2002年4月20—21日在参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大会暨新闻教育论坛；2002年11月5—7日在暨南大学参加中国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2003年10月25日在厦门召开的第三届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5月21—22，在湖南大學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会后考察凤凰城等等，但是，一则会议议程安排很紧，二则，也是最主要的是先生有很多其他活动穿插，没有留下更多机会让我同他单独交谈。尤其是2007年7月14至15日，“第五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举行，我满以为可以在台北见到先生，并有时间再次向先生请教几个有关比较新闻史的问题，但是由于先生不是会议正式代表，且年事已高，只是与郑贞铭教授到会场看望一下新老朋友就离开了，会后，又不便上门打扰，所以，请教之事未能如愿。虽然这样，先生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他温文尔雅，谦谦君子模样，深深刻印在我脑海中。1995年之后的几年，与先生有书信往来，先生开头总是写“廷俊兄”，落款处为“弟李瞻”。这虽然只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礼貌称谓，但是，也足见先生之美德。他祖籍山东，始终乡音未改；他说话轻言细语，语速平缓；与之交谈，如坐春风。

先生走了，写了以上的话，为先生送别。
 

山一程水一程，先生一路走好！

晚学 吴廷俊

2022年8月31日于武汉